从长征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鞍山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赵世朋

（2019年8月）

作为党员，每个人都知道长征，但并不一定对长征的重大意义有深刻的理解。在《人类1000年》（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一书总结的公元一○○○至公元二○○○年间，中国的三个事件被世界认为具有巨大影响，并入选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百件重要事件。第一个事件是一一○○年火药武器的发明，第二个事件是一二一一年成吉思汗的帝国，第三个事件便是一九三四年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长征跨越了中国十五个省份，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二十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的五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长征渡过了三十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长征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湿地，那片人烟罕至的湿地的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总里程超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始终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追击、堵截与合围中，遭遇的战斗在四百场以上，平均三天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战。除了在少数地区短暂停留之外，在饥饿、寒冷、伤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不但要与重兵“围剿”的敌人作战，还需要平均每天急行军五十公里以上。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牺牲的远征。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作战部队八万六千多人踏上长征之路，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全军仅为近八千人。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四方面军近十万大军开始西渡嘉陵江，自此踏上万般曲折艰险的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时全军三万三千多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方面军两万一千多人从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合围中冲出，踏上了长征之路，一九三六年十月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一万一千多人。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留下的一支红军武装——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踏上长征之路，经过数月的颠沛流离和艰苦转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部队，全军兵力最多时不足八千人，最少时兵力只有一千多人。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传播理想的远征。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长征是信念不朽的象征。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战斗员的年龄平均不足二十岁，十四岁至十八岁的战士至少占百分之四十。在长征征途上，武器简陋的红军所面对的往往是装备了飞机大炮且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年轻的红军官兵能在数天未见一粒粮食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然后投入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其英勇顽强和不畏牺牲举世无双。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世界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官兵军装是一样的，头上的红星是一样的，牺牲时的姿态也是一样的。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无论是政治和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战士，官兵如同一人的根本是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他们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每一个红军所认同的理想牺牲生命。

因为付出了太多的牺牲，因为在难以承载的牺牲中始终保有理想和信念，所以，一切艰难险阻皆成为一种锻造——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的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净的。提升生命质量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

一个没有精神的人，是心灵荒凉的人。精神的质量可以改变个人与世界的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化是建构良好政治生态的基础，也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总结红军长征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常态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今全面从严治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具有启迪意义。

一、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红军长征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重用李德，军事指挥权由李德掌握。李德不懂中国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和正确主张受到排斥，由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

红军长征开始后，博古、李德拒绝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一味向西退让，消极避战，以致丧失了红军在湘南歼敌的良机。湘江一战，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导的破产，也为党内民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的主张。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党内开始有了民主的氛围。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还用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博古用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以坦荡的胸襟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认真诚恳的自我批评，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王稼祥在发言中有力地支持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作风，并且提议撤销李德军事上的指挥权，认为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朱德作为党和红军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在发言中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是在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遵义会议从军事路线上纠正了“左”倾错误，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命运的最紧迫问题，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红军长征的历史说明，党内民主关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常开展，关系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化。发扬党内民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核心要义，党内民主能否得到充分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否顺利展开，是衡量党内政治生活正常与否的重要标志。

二、严明规矩和纪律，确保方针政策贯彻执行

红军初创时期，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和纪律。但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各根据地和主力红军之间相隔甚远，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独立作战的状态，加之党内正确路线与“左”倾错误路线斗争尖锐复杂，党内思想上和组织上不尽统一，为贯彻执行党的规矩和纪律增加了难度。这种情况，迫切要求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将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挺在前面。

红军长征初期，总政治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强调：“坚决的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予处罚”，努力通过强化纪律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塑造党和红军的良好形象。红军长征过程中，鉴于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围绕北上与南下展开的反复争论，党中央在沙窝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这里既强调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又申明了严格执行纪律的重要性。在俄界会议上，党中央批评张国焘“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的行为，痛斥其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张国焘另立“中央”、公开分裂后，中共中央一方面同分裂党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当的方法进行教育和挽救，最终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踏上了长征的最后征程。

严明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维护了党的形象与党的威信，避免了长征过程中党的分裂，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军队的贯彻执行，保证了红军的步调一致，并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红军长征的历史告诉我们，严肃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必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不能迁就和退让。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是党的力量所在、威信所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重要保障，也是净化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条件。

当今，红军长征特殊的环境已经没有了，中国共产党日渐走向成熟，成为拥有九千万党员的大党，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但习总书记指出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等“七个有之” 还不同程度存在。为此，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实际行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自觉行动。